李希贵:40年关于教育改革“试点”那些事
发布时间:2018-12-16 13 来源: 四川新闻 浏览量:27

我们这代人之所以如此敬重改革开放,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们的受益者身份。1978年,我走进了大学校门——像做梦一样不可思议,然而又真实地改变着我们的命运。因为亲身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日子,就愈加珍惜这段非凡的轰轰烈烈和如火如荼。回忆40年来走过的路,与大家分享其中关于“试点”的那些事。

1981年,我接手了山东省高密四中高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,同时教他们语文,因为不太满意曾经的语文课堂学习,便试着在自己可以“主宰”的小天地里开始了磕磕绊绊的语文教改探索。

探索是从阅读开始的。回首我自己的语文学习收获,大多不是因为语文课堂,而是缘于大量的自主阅读,甚至是语文课堂上的“地下”阅读。上学时自以为这是一件无人能发现的事,后来当老师了,才顿悟当初老师对自己的包容,也愈加感觉到给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阅读空间的重要性。

阅读的探索从扩大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开始。我从朋友那里收集了一大批文学杂志,找来木头箱子做个书橱放在教室里,没想到一个破旧的木头箱子像一团火苗,一下子点燃了学生的阅读热情,甚至很快成为全校传播的新闻事件。

被打开的阅读大门有点关不住,有些老师也表现出些许担忧。如何让学生有选择性地高效阅读?我开发了一个“每天十分钟”的阅读项目,这些材料大部分有着较好的趣味性,或是教材内容的延伸,或是与体裁、题材关联,或是课文作者的姊妹佳篇,选文短小精悍,附带一两个问题,学生阅读后在10分钟内即可完成。

那段时间,我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选择并用钢板蜡纸刻制阅读材料,自选、自刻、自印一条龙作业。“每天十分钟”的项目一直伴随着我的教学生涯,那个时期也倒逼自己翻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。

再后来,我把选择“每天十分钟”阅读材料的任务分包给学生,学生的遴选辨别能力以及多元性视角超出了我的想象,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从此,我一发不可收,把语文学习的许多任务交给学生,譬如在文言文单元的学习中,全班学生自主选择成立了“实词部”“虚词部”“文言句式部”“通假字部”等,任命了各部“部长”,由他们牵头学习相关内容,校内的学习机构也多了起来,如“文学常识部”“议论文论据部”“病句部”等。同时考试命题也面向全班学生征集,在每位学生命题题目的基础上,组合试卷,并在每个考试题目后面标注命题人的名字,以示鼓励。

感谢领导、同事和学生的包容,我稚嫩的语文教改尽管一路探索、一路忐忑,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,那年的语文高考也取得了令人意外的好成绩。当然,这次“试点”,为以后高密四中和高密一中的语文教改实验埋下了一个伏笔。

1990年秋,我被任命为高密四中校长。当时的高密四中有点积重难返、制度失灵、活力不足,教师们大多失去信心,坐等观望。后来我才知道,领导之所以打破常规,让我这个刚刚而立之年的“毛孩子”担纲,就是希望用一用年轻人的闯劲。

上任两年间,我没敢轻举妄动,而是不断地寻找和发现,通过各种方式发现教育发展的制高点,寻找学校改革的突破口。

1992年,《北京教育》杂志系统报道了北京教育以“校长负责制、教职工聘任制、结构工资制、岗位目标责任制”为主要内容的“四制改革”,给了我很大的启发,我立即托人联系到北京最好的两所名校进行考察学习,得到了很好的经验,但他们也好心地嘱咐我们,“四制”改革中“结构工资制”可搞不得,工资的蛋糕就这么大,把张三的“肉”割给李四,风险很大。

带着沉甸甸的经验和同行的好心提醒回到高密四中,我和学校的管理骨干整整讨论了两个多月,有一个问题始终难以绕开,就是“结构工资制”,如果“结构工资”不动,干多干少干孬干好与工资薪酬不挂钩,其他“三制”改革都是空的。

后来,我们决定向县教委打一个报告,申请进行学校内部体制改革试点,在试点方案中特别突出了教职工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。

1993年6月,我们以试聘的方式拉开了改革的大幕。改革给学校带来了巨大的活力,教职工希望多干工作、期待干好工作蔚然成风。但是,6名落聘教职工的去处却成为改革的最大难点,高密四中地处远离县城15公里的双羊镇,镇驻地的所有单位都还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,能够接纳落聘员工的口子没有打开。后来,经过各方帮助,这6名员工才算找到了新的工作,这其中充满了矛盾冲突、内心的纠结和利益的博弈。

1995年7月,我被调任高密一中校长。高密四中的经历让我充分感受到改革的力量,特别是教职工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,是启动学校发展的引擎。然而,四中的改革也让我反思了许多,譬如改革的目的,特别是教职工聘任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难道我们是为了通过聘任淘汰不好的教职工,还是通过聘任促进教职工的成长?答案当然是后者。

1995年8月,在我到任高密一中后的第二个月,教职工聘任工作如期进行。有了高密四中试点的经验,特别是对改革目的的认识,高密一中的聘任制有两个变化,一是全员聘任岗位的设置,超过了现有教职工的总数,当时全校共有200名教职工,我们向全校公布设置的岗位是203个。也就是告诉大家,聘任制并不是淘汰制,只要各个年级、部门间双向选择达成意愿,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岗位。当然,在双向选择的聘任中能否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,仍然取决于你自身的能力素质,有些教师尽管最后也勉强找到了职位,但并非是自己理想的,这也就促使其本人反思。二是设置了校内职称,有意区别于国家原有的职称系列,规定了10个不同级别的教师职务,即见习教师、三级教师、二级教师、一级教师、初级教师、骨干教师、中级骨干教师、高级骨干教师、副主任教师、主任教师。每个职务都要履行相应的职责,通过职责要求的引导,把教师的积极性导向对学生的尊重和教师自身全面素质的提升。

从高密四中到高密一中,再到后来的北京市十一学校,大家看到的往往是学校的课程、教学、学生的全面发展,其实真正的发动机却在冰山看不见的最底层部分,比如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试点工作,始终在造就一个良好的校园生态,让每个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发挥。

1999年6月,举世瞩目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那时我已调任高密市教委主任,只是仍然兼任高密一中党委书记,作为山东省唯一的中学界代表,我有幸成为山东代表团的5位成员之一。会前的晚餐,我恰好与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坐在了一桌。席间,陈至立部长不停地向我询问基层的一些情况,对高密进行的一些探索表现出浓厚的兴致,同时也一一听取了我对会议下发文件的看法,我记得当时谈了8个字“上下呼应,如坐春风”。因为中央文件中提出的许多政策措施正是基层特别渴望的,还有许多是意料之外却又正中下怀的改革措施。

会后不久,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来到高密,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,全面考察了高密一中和高密教育,对全市课程教学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。最后的座谈会上,他提出国家正在准备实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,准备在全国选择30个基础比较好的县区作为“全国课程改革试验区”,如果山东省同意的话,高密可以成为这30个试验区的第一个。山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当然高兴,于是高密就这样成为国家试点。接下来,国家总督学柳斌主任来了,全面考察之后,他留下了“风展红旗如画”的题词。后来,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王湛来了,他不仅给高密教育高度评价,而且在我调任潍坊市教育局长之后,又两次视察潍坊,在潍坊先后召开了“全国教育督导工作会议”和“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”。许多年后,他告诉我,两年时间在一个地区连续召开两次全国性会议,部领导下了很大决心。

当然,因为接受了国家课程改革试点的任务,潍坊市委、市政府同样下了很大决心,将县市区党委一把手履职的教育责任纳入考核内容,并在每年市人代会开幕当天,在《潍坊日报》公布各县市区的教育督导结果。教育是全市的金名片,成为当时的市委书记张传林、市长张新起的口头禅。

与课程改革配套,潍坊又成为全国中考改革试验区。2002年,潍坊市中考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,开始着手对新课程背景下的中考改革进行调研,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,我们确立了制订中考方案的三条原则:第一,方案必须能够引导初中学校全面落实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,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;第二,方案应该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前提,给学生更多选择的机会;第三,打破传统学段间的分割,让前一个学段的综合学习成果能够得到后一个学段的认可。根据这些原则,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,“化整为零,增加机会”的考试方案,“综合评价,下放权力”的录取方案一并出台。2002年10月,方案刊登在《潍坊晚报》上,正式向全社会征求意见。11月,方案提交市政府常务会审定,市长张新起风趣而又严肃地说,市政府研究中考方案还是第一次。2004年7月,作为国家级课程改革试验区,高密第一次按照新的中考改革方案招生录取,在近万名学生参加考试,6所高中学校同时录取的情况下,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,没有一个举报电话,没有一封群众来信,一切风平浪静。

后来,潍坊又推行了诸如校长职级制、教师评聘分开等一系列试点工作,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2007年10月,在离开校长岗位9年之后,我再一次回到了校园。因为李金初校长的邀请,我有幸成为北京市十一学校的第十任校长。

当时,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刚刚启动,课程的选择性成为新的课程方案的最大亮点,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,成为高中校园育人目标的追求。

事实上,课程改革的方向完全呼应了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,从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,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特征。在中小学阶段挖掘人的潜能,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为社会服务,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使命。

后来颁布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,也明确提出“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”的育人目标。

从建校开始,北京市十一学校就有着“为国育才”的崇高使命。1952年,因为解决抗美援朝战场上高级将领和新中国驻外武官子女入学问题,才有了十一学校的诞生,第一任校长林月琴女士呕心沥血,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李金初校长在全国率先推动了诸如学校内部体制改革、国有民办等一系列重大改革,为解决教育发展的矛盾突破了许多体制性障碍。面对今天经济社会所处的转型期,我们应该有所作为。

2007年12月,改革从转变中层部门职能开始,将原有的中层部门合并压缩,将原有的管理部门转型为服务部门,“取消”这些部门对年级、学科的指挥权,改为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,并接受师生的评价。副校长则“下沉”到年级,直接兼任年级主任,他们既可以直接面对师生需求,又可以把需求直接带到校务委员会这一学校的决策平台上来。

越是关注、满足师生的需求,需求就会越来越多。有时会产生五花八门的诉求。慢慢地,有些学生提出了不上课、不交作业的要求。

这样的要求乍一听像是胡来,仔细分析却很有道理。长期以来,在我们的课堂上学习一样的内容、做同样的作业被视为理所当然,然而,在大部分课堂上,1/4的学生早已无须学习,另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学生既听不懂也学不会。但是,会的学生必须佯装听讲,不会的学生则天天照抄同伴的作业,这种现象像皇帝的新装,谁都心知肚明,但谁也不愿捅破这个真相,因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

但是,按照我们一贯必须正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思路,终于有教师开始答应学生可以不听课,只要不干扰别人就行,甚至有教师给这样的学生开辟了教室的一角作为他们的“特区” 。

没想到,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,无奈之下我们在每个年级各辟出一间教室,成立了“自主研修学院”,规则明确,进入自主研修必须个人申请,家长同意,教师批准,同时每个学生必须拿出自己的研修方案,报教师审核,且由教师定期监控研修效果。

后来,有的年级超过60人进入研修学院,占到年级总人数的1/7,而每位学生的研修内容、学习进度、学习方式千差万别,教师必须针对每一个学生研讨、跟进,工作量奇大无比。

当时,正逢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出台,从国家到北京市正在寻找试点单位,时任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一直关心十一学校的发展,他运筹帷幄,协调人社、财政、编制、发改各部门,最终把十一学校确定为北京市唯一一所综合教育改革实验学校,让学校通过课程教学、人事聘任、薪酬分配、经费编制等各领域的改革,构建新型育人模式。

2010年,以选课走班为特征的育人模式启动,到2014年全校所有年级完成了整整一轮的探索。2014年2月27日,教育部在十一学校举行新闻发布会。在一所学校召开新闻发布会来推广一所学校的经验,这在教育部的历史上是第一次。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代表教育部在会上表示,“十一学校全体教职工高扬改革旗帜,探索创新,着力深化课程改革,创新人才培养模式,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,取得了显著成绩,为全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宝贵的经验,值得认真总结、宣传和推广”。2014年教师节,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试点成果荣获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。

回忆40年那些试点故事,内心已波澜不惊,认真想来,故事之外也有些感慨。

首先,弄清为什么要试点,厘清改革的目标至关重要。同样是聘任制,到底是为了淘汰人还是为了促进人的成长进步,是让人无望还是给人激励,这些既决定着试点改革的方向,有时甚至左右着改革的成败。

其次,先人后事是试点改革的重要原则。无论你把改革的愿景描绘得多么宏伟,如果不是参与者从中获益,就不可能成功,即使短时成功也不会长久。我们必须把个人目标嵌入到组织愿景中并融为一体,让每一位教职工与学生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。在充分关注参与者需求的基础上,再来设计推进试点改革的步骤、流程、策略。切忌满眼是事,满脑子是工作,必须腾出大脑和眼睛,关注各方人的期待与内在需求。

再次,试点改革需要遵循先易后难、难点分解、系统整合,同时不拘泥、不固执、不照搬,以问题为导向,发现问题背后的问题,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纠偏、校准、完善。当然,这个过程还要学会与问题和平相处,试点改革不是为了消灭一切问题,有时候恰恰是问题的“层出不穷”在告诉我们事物在发展、学校在成长。

最后,改革不是为了出彩,而是不断向规律靠拢的过程,我们之所以要改革试点,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行进过程中那些被扭曲、被异化,违反本来规律的陋习痼疾。

另外,试点有时候并不一定是为了全面推广,即使是大获成功的试点,也不宜大面积推开,尤其是在大家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,即使看上去热情似火,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理解了改革,掌握了改革策略、路径。同时,成功的试点也是阶段性的成功,这种成功不宜复制,但可以选择基础、文化、观念都具备的领域或学校进行小面积嫁接。二次嫁接的经验往往更具有普适性,许多一拥而上然后又陆续败下阵来的改革,大多会对起始的改革带来伤害。因而,试点尤其不要背着“推广”的包袱推动自身的起步。

“试点”,砥砺着我们最初选择教育的那个最深层的价值观,也让我们不断积淀下接近理想的更多方法论。因此试点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,它无须别人证明。

(作者系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)

《中国教师报》2018年12月26日第13版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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